新華網杭州8月15日電 （記者李亞彪 華昶 張道生）在中國人口流動zui頻繁區(qū)域之一的東部沿海浙江省，戶籍管理部門調查發(fā)現，全省“農轉非”數量從2004年時的57.7萬人降到去年的18.9萬人，降幅高達67%。

　　不愿意進城落戶，甚至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“逆城市化”現象，已悄悄在中國東部一些發(fā)達地區(qū)城鄉(xiāng)間出現。

　　幾個月前，杭州市濱江區(qū)戶籍官員遇到頭疼事：馬湖村20余名大學生強烈要求把戶口遷回農村。在中國，農村孩子上大學必須把戶口從農村遷出，完成“農轉非”的過程。

　　“原因很簡單，我兒子把戶口遷到城市上學后，不能享受政府征地的拆遷補償費。”一位學生家長這么解釋。

　　在中國東部一個經濟發(fā)達的縣，甚至出現了幾十名政府公務員把戶口遷往農村的現象。“戶口在農村，可以享受到村集體經濟分紅、征地補償、回遷安置房等收益。”當地一位官員說。
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中國東部經濟的發(fā)展及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，農村土地越來越值錢，農民身份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，有的農村戶口甚至牽扯到上百萬元人民幣的收益。

　　為千方百計把戶口遷回農村，不少人費盡心思，有的地方還出現“曲線非轉農”的現象，浙江省桐鄉(xiāng)市曾在一年間出現52例跨省“非轉農”。

　　據浙江省農業(yè)廳官員童日暉介紹，這52名非農人口以回鄉(xiāng)經商、投靠親屬為由，通過中介組織先購得“非農轉非農”戶口準遷證，將自己的非農戶口遷往安徽、江蘇等外省，在外省轉為當地的農業(yè)戶口，zui后再以“農遷農”回遷到桐鄉(xiāng)農村。

　　然而，并非所有“逆城市化”現象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誘惑。在東部，相當一批人選擇離開大城市，與無法支付高額的生活成本有關。

　　在杭州居住了40多年的肇溫啟，半年前把自己市中心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賣掉，搬到了城北的一個鄉(xiāng)鎮(zhèn)，重新購房安家。

　　“我賣掉市中心的小房子，卻可以在郊區(qū)鄉(xiāng)鎮(zhèn)買一套大房子，而且生活成本也不像城市中那樣高。”肇溫啟說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，大量農村務工者涌入城市，曾成為中國經濟發(fā)展的一大特色∩隨著一線城市生存壓力加大，從農民工到普通白領，許多人現在對大城市失去了興趣。

　　40多歲的江西農民潘長生在溫州工作十年后，萌生了回鄉(xiāng)的念頭。“在村里搞些養(yǎng)殖，掙的錢都比在城里打工多。原來整村人進城務工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回家做生意了。”潘長生說。

　　在農民工輸出主要地區(qū)浙江省麗水市，政府曾調查過6000名返鄉(xiāng)者，有近4000人回鄉(xiāng)從事與農業(yè)有關的生產，600人明確表示不再進城務工。

　　“國家惠農政策越來越多，農民回家從事農業(yè)生產同進城打工相差不大，因此不少人回流的意愿很強烈。”麗水市人事勞動社會保障局官員南林玲說。

　　有關戶籍管理官員指出，城市吸納進城人員主要目的在于獲取廉價的勞動力，同時又希望盡量少承擔對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。進城者長期在收入低標準、生活低質量、保障低水平的社會底層徘徊，被日益邊緣化。

　　“再加上高額的房價與不斷上漲的物價，即使政策*放開，多數進城人員也難以實現落戶生根的意愿。”這位官員說。

　　研究人員認為，“逆城市化”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與農民牽動的利益鏈條越來越長，可進入城市后的獲益卻不多。

　　但讓不少人擔心的是，如果“逆城市化”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，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停滯。而大量人口回流農村，也不利于擴大內需。

　　中國農村問題專家顧益康認為，政府應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務保障體系，比如為大學生、農民工等進城者申請經濟適用房創(chuàng)造條件、提高zui低工資標準、幫助就業(yè)。

　　也有觀點認為，“逆城市化”背后也透出一些積極信號，一部分人向小城鎮(zhèn)和鄉(xiāng)村擴散，有助于解決城市空間壓力等“大城市病”。